(谨以献给1980～1989出生的人)  
景象模糊了，笑靥退色了，惟当年那颗没来得及打开的纸包糖，还躺在那里晶莹……  
80后的童年（1980~1989）  
1.发条青蛙，开始记事时的标志
以前还为这家伙跟别人打过一架的

2.记忆的封装体……

3.酸梅粉，那个，现在还有卖不……

4.果单皮，都吃过吧……

5.酒心巧克力！
我记的好象不是这个图片的样子   我吃过的好象象个碗似的~`

6.那时候对这东西有种特别的亲近感，可老妈怕我得蛀牙老不给我吃，哭~~~

7.擎天柱的时代。。。
只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喜欢这个动画

8.玩得最多的貌似是这种
好像葫芦娃，白娘子题材的也比较多。。。。
我那时候不是圣斗士的不玩～

9.红白机，小霸王时代——魂斗罗，超级玛莉，双截龙,赤色要塞，冒险岛，俄罗斯……
不过一直玩都是叔叔家的 0.0

10.第一关出来的时候，左边第二个问号是蘑菇，另外两个是金币，100金币奖一条命，再望前走点，有个隐藏的奖蘑菇……没记错吧。。。。
我是我家第一个打通关的  哈哈`

11.赤色要塞。。看地形应该是第二关，BOSS应该是4个石人头，会发跟踪导弹的……只要从左到右，斜45度扔雷，正北方向放子弹，轻松过关

12.80年代出生没玩过俄罗斯方块的是火星人。。。。
也许火星人也玩过……   不过我可不喜欢这游戏。

13.冒险岛第三关吧，图中这孩子8成是碰到石头了……
我玩这个可是很厉害的

14.放屁人  没啥好介绍的  不爱玩 但是也很厉害

15.双截龙2，我打赌1块牛皮糖这是第一关，坐电梯上去的卷闸门口。。。进去再清一堆怪因该就就BOSS了，BOSS很菜，完全给人找手感的……

16.记得最喜欢当打手了……嘎嘎

17.你是否拥有过其中的一块呢。。。

18.这个忘了怎么折了0.0

19.动画片的升级版。。。。

20.小虎队，小浣熊，小当家。。。。。勒紧裤带吃到反胃，就为了这种东西……
霹雳虎，机灵虎，乖巧虎，冲天虎，勇壮虎……
水浒卡我就集到80+张，有的卡实在是太难搞到了，比如说扈三娘，黑市价卖10块钱~~~~OMG
三国卡 ，天龙八部卡。。。。。也收集不少，不过鲜有水浒的热情了
好象现在还有类似的卡片0.0

　　虽然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但WIMAX还是挺进成为国际3G标准。

　　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从技术本身来看，虽然WIMAX成熟度有待提高，尤其QOS机制待完善，但至少比起3G技术来说有两大明显优势：

　　一是WIMAX一出生就是面向IP技术的，IP化是所有电信网络演进方向，而3G和后3G的HSPA都在走向IP化进程中需要经历一段过渡性质的技术演进，由此会带来额外的设备投资。

　　二是WIMAX所采用的OFDM技术所有3G技术演进方向，相比3G所主要采用的CDMA码分用户接入，还有TD-SCDMA所采用的TDMA，OFDMA接入方式采用高得多的频宽，将高频宽分裂成正交、叠加的子载波，其频谱效率远胜过目前任何形式的3G。

　　不妨揭开盖子实事求是地说，WIMAX作为一种新的TDD技术，其技术先进性要胜一筹，相比使TD-SCDMA的窄码片、频谱效率等许多优势已经不再存在，也实际上堵住了TD-SCDMA国际化道路，使TD-SCDMA在韩国、法国等国家的试验网更像是一种“网络秀”。一个业内朋友说了一个这样的话：现在如果说不上TD恐怕会被骂做是没爱国心，如果鼓吹大上TD的人恐怕会被骂做是没头脑。虽然难听一点，但不得不引起深思的是，如果只是蒙住自己的眼睛，无视技术发展规律，国内3G将只是会变成一个卖概念、销设备的空洞产业，这种产业链将很难真正成为变成价值链。

　　如果说对WIMAX成为3G标准有什么感触，那就是技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很难是某种意志就可以人为改变。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WIMAX能够受到全球大部分国家欢迎，说明它的确已经正在改变3G。

　　回想起来，日本与美国角逐高清电视标准似曾相似。80年代日本由政府主导，花了几乎上百亿美元开发高清电视项目，与此同时美国很多企业也投入角逐，角逐中专注一种技术制式的日本人似乎在一轮又一轮角逐中取得领先指标，而技术中立的美国企业各自提出了多达20余高清电视技术，似乎是各自为战，后来一家美国公司开发的数字高清电视技术脱颖而出，革命性地改变了高清电视技术发展路径，迅速成为领先的技术统治者，也使日本上十年的付出不得不付诸东流。

　　说到底，技术标准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两种模式的竞争，也就是政府主导模式与企业主导模式的竞争。作为追赶者的国家，由政府集中组织力量来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竞赛，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策略，但未必一定取得效果。有个经济学专家曾经对10多个国家的信息技术标准能政策做过研究，却发现政府介入的信息技术标准制定的案例绝大部分最后是失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信息技术标准战略上是无所作为的，应当是一种作为方式的问题。

　　对于政府如何影响信息技术标准制定，近些年国际上有一些专家团队在研究，最著名是UCBERKLEY大学的团队。从经济学观点看，从政府主导信息技术标准的政策制定主要来自两个理由，一个是市场失灵，二是纠正技术标准的劣质锁定（这来源于所谓网络效应），当然在3G在我国更多还有国际技术贸易不平衡原因，和树立创新旗帜的政治因素。

　　另一种是主张政府慎重进行强制技术标准制定的观点，理由是政府强制可能导致管制失灵，这又是由于管制者与信息技术拥有者的信息非对称所造成的，加上信息技术复杂性远远超过其他领域，加大了管制者做出合适决策的难度，或者出现管制俘虏现象，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从目前看，我国在3G技术标准上的博弈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第一、政府在市场上掌握、调控产业链的模式有待研究

　　回顾看，希望采取借鉴诸如航天工程、导弹工程的这种政府主导推动军工技术发展的模式来推动3G这种市场技术本身值得商榷，航天、导弹工程虽然同样具有复杂的产业链，但产业链却并非市场化的，最后买单的客户对象是政府。市场经济中由政府操控3G这样的复杂产业链却面临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3G最后买单的客户对象是普通用户，承担风险的能力远不如政府。产业链上的各环节的链接似乎是利益妥协下的一种计划式的整合，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对3G的市场预期各自不相同，上游技术专利商、芯片企业盲目乐观，制造商谨慎乐观，运营商普遍悲观，最后用户层面的风险更是莫明难辩。

　　第二、过多强调以技术为核心，而不是以企业为核心

　　从政府推动市场技术创新的模式来看，国际上主要有2种模式，美国模式是通过奉行技术中立政策来推动市场技术创新，政府较少直接介入技术竞争，而主导通过创造一种激励创新的环境来间接推动技术创新，同时推动建立一种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公平竞争氛围，往往是充分推动多种技术竞争，类似百家争鸣方式，比如无论在2G、3G技术，美国都是采用了多种技术制式竞争，甚至在军工技术上也是如此，比如第五代战斗机得开发，当然这需要完善的制度和基础研究能力支撑，这使得美国的创新能力遥遥领先。

　　另一种典型是日韩模式，日韩模式主要是将资金和政策向大企业倾斜，想方设法打造超级跨国企业，尽力给超级大企业提供各种支持，提高其抗击风险能力，利用跨国企业透彻掌握技术信息的优势，和比政府更容易调控产业链市场资源的能力，以大企业作为主要载体来推动市场技术创新，所以可以看到，日韩活跃在3G技术产业链上的基本上是三星、现代、LG、NTT这种大公司，其中LG和NTT是产业链上集制造商与运营商于一体的跨国公司。

　　日韩和美国模式实际上是两种机制的竞争。但在中国实际出现了第三种形式，3G、WAPI等技术标准出现，都是业界实力并不突出的公司主导，这些公司没有经过充分市场竞争洗礼，甚至几乎没有5年以上市场主流产品，尤其是上游芯片制造商，都是新进组建的新面孔或者类似重邮这样的院校，甚至不曾有过开发商用成熟产品的经历，这些调动市场资源组成产业链的能力很差，只能依靠政府帮助整合产业链，结果变成政府主导，很容易引发外界对于管制俘虏的猜测，也导致产业链上其他企业很难树立信心。

　　这种模式的出现，个人认为恐怕是缺少一个推动市场技术创新的总体性思路，尤其没有把技术创新与制度因素结合起来。导致政府把创新的目标过多拘泥于推动某项技术发展，而不是创造能够提供无数技术创新的强大企业。没有强大创新的企业，即使短期内某种技术能够领先，即使政府支持，也很难保证能够长久。从国家目前对科学技术项目的操作看，很多技术项目成了请客、送礼，变成只是花钱的名目，还不如多拿一些钱去直接补贴创新能力等级比较高、市场运作比较成功的企业，提高这些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

　　从我国的战略看，上个世纪90年代过去曾提出过要打造100家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但当时只是通过推动兼并整合来打造的模式受到很多诟病，后来政府不再提了。但在信息技术产业上，从全球范围看，无论制造商和运营商都在越来越走向集中，我国也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资源，尤其在天然竞争性的信息设备制造领域，有必要向机制较好的企业进行政策倾斜，鼓励优胜劣汰，打造超级制造商，甚至可以重新鼓励运营商参与设备制造，只是如何实现应该需要更多人研究了。

　　造成创新以技术为中心而不是企业为中心的另一种原因，是赋予了技术太多民族或政治色彩，使本来中性化的技术不能中性化，出现所谓“民族技术”，从而增加了技术对抗而不是技术合作的色彩，个人主张应该民族企业意义远远大于所谓民族技术。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国内基础研究水平仍相对滞后，导致在市场化的信息技术标准上往往很难摆开国外的基础专利，由此对国内企业形成很大的制约。

　　以TD为例，作为3G技术标准，在底层技术专利上要饶开国外专利很困难，能否真正降低专利费恐怕并不乐观。类似WAPI也形成同样的怪圈，底层技术专利仍然是国外厂商掌控，而国内厂商又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加密算法专利。这种创新模式固然也有很大价值，但是运作模式却值得商榷，出现了你垄断你的一块技术专利，我垄断我的一块技术专利，大家都想争取最大的垄断利益，导致TD、WAPI产业链上实际出现一种经济学上称作“双边际化”现象，这对于产业链和最终消费者都并非好事，但本身TD、WAPI产业链是希望，而国外厂商却掌握相当竞争者。

　　最后说一点，我并是贬低政府在市场技术标准战略中的作用，相反政府应该起到更大作用。比如专利谈判，如果说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谈判的模式我们都很难占到便宜，明里或暗里采取中国政府对美国企业模式无疑仍是个有利的博弈策略。

　　一句话,WIMAX进入3G值得反思和研究。

　　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

　　消费主义以品牌为噱头，以时尚为药效，将人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恶性循环中，恋物成瘾；

　　性自由以人性为噱头，以性爱为药效，不断释放暧昧与激情的烟幕弹，纵欲成瘾；

　　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

　　三粒毒药中，以成功学危害最巨——它以教育之名，行“毒”化社会气氛、“毒”化人心、破坏多元价值观之实。

　　在成功学的逻辑中，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助你“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五岁以前退休”……成功学泛滥于职场和网络，上进人群迷失在多款提升课程和短期培训班里，成功学大师满天飞，成功学培训蔚为大观成产业。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迫切渴望成功？成功何以变得如此简单粗暴？那些成功学大师除了演讲收钱还能做什么成功的事？我们可不可以不成功？

　　个人奋斗很可嘉，实现自我很诱人，名利滋味很甜美。但一个社会结构中，成功人士不过1%，且离不开长期实干和机遇。若成功一学就会，且成王败寇，成功人士光荣，非成功人士可耻，那么，社会中99%的大多数还怎么活下去？生活中有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是成功学课程所蔑视、给不了的和教不会的。

　　当全民成功变成狂热风潮，成功上升为绝对真理般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主流价值观，成功学就是一粒毒药，而信奉成功学的人就沦为牺牲品。

　　躁动时代的成功迷梦

　　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日记中写下近似谵语的成功梦想时，我们无从断定这种梦想虚幻与否；当众多的人沉浸在以“别对自己说不可能”之类的朴素箴言达到成功的迷醉当中，我们也无从判断这种成功捷径的可行性；当全社会都奉行着“豪宅、宝马、年入百万”的成功标准时，我们也无法知晓这种价值观的正确性。 

　　我们唯一可知的是，我们全社会都在追求成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开发潜能、拓展人脉、身心灵平衡，执行力、细节、沟通、行销，感恩、励志、提升……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急躁情绪中，成功学讲师已然成功，众多追随者渴望成功，中国正在成功。

　　成功学的文本逻辑

　　卡耐基说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学是“经济的哲学”。拿破仑·希尔说乔治·克拉森的《巴比伦富翁》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改变”。汤姆·霍普金斯在人生征途上屡战屡败，最后一笔积蓄投给了“世界第一激励大师”金克拉的培训班。“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也是在遇到安东尼·罗宾之后，从此走上成功之路，因为“卖产品不如卖自己”。而张锦贵则被陈安之评论为：“张锦贵是唯一能令我感到有压力的华人讲师。”

　　只有成功学大师才能评论成功学大师，而圈外的人则要么举头仰视，要么敬而远之。成功学何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

　　如果分析一下成功学的基本讲义和惯用词，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比如安东尼·罗宾的“必定成功公式”：“第一，决定出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第二，拿出行动来；第三，观察一下哪个行动管用，哪个行动不管用；第四，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修改之，以能达到目标为准。”按照这些无比正确的讲义，理论上当然“必定成功”；但如果不成功，也只能说明你的行为有偏差，而不能说明这些公理不正确。成功学善于比喻、善于利用生活细节说服人，用前些年流行的说法叫做“心灵鸡汤”，美国人则把这叫做“便利店哲学”，即为廉价、方便、随手可得但颠扑不破的正确道理，它们的文本基本上就是用高科技词汇和营销术语来表述的知音文体。成功学也善于化用宗教内核，从美国发端的成功学无不浸透了清教精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化作了“人人都有机会成功”。而在中国的成功学传播过程中，宗教话语变得更加神秘，“感召”、“奉献”、“支持”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和刻意营造的环境气氛让某些成功学培训笼罩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这或许是传授者的预设，也或许是受教者的误读。

　　除了善于归纳和化用，成功学也不能不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沟通维度。成功学无一例外倡导打破陌生人隔阂，试图给中国人灌输陌生人的交往体验，许多培训课程都会号召素不相识的学员拥抱、使用热辣的话语相互鼓励，以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方式进行沟通。在课外，执着的电话问候、拜访、倾谈和换位理解，也成为成功学的标准手法。毫无疑问，习惯于中国传统沟通方式的人在成功学面前会被极大震撼，越执着于含蓄沟通或者越不善于沟通的人则越容易被夸张、外化的成功学表达方式所颠覆掉，他们会震惊、叹服、小心翼翼地尝试继而从中收获从未有过的精神快感。

　　但，这就是成功学吗？

　　全民成功的时代

　　“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的目标是“帮助全中国每一个人、13亿都要成功”，虽然这只是个概念化的说法，但我毫不怀疑众多民众对于成功渴望的狂热程度。

　　在大多数城市的周末或者傍晚，你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西装、衬衣人士忙忙碌碌，他们在某栋写字楼的某间会议室里热诚地参与着某些培训、讲座、分享沙龙。在写字楼电梯里，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林老师上次讲的什么课啊？”

　　“如何在三个月里赚到100万。”

　　“天啊！我没有听到。”

　　“不要紧，下星期还有一个分享会，林老师会和他的弟子一起来和我们分享心得。”

　　是的，这就是很多人在梦想的事情——通过一次培训或经验分享，就可以“在三个月里赚到100万”，哪怕没有，赚到50万、10万也是物超所值。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渴望成功？又何时把成功简化为金钱的数字游戏？又是何时为这种成功目标定下了急切的时间表？

　　就在20年前，我们也不会有这么迫切、这么简单粗暴的想法。那个时代的各种群体狂热虽然同样弥漫着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莫名其妙的行为，但无不是以生活、健康等人类的生物本能为诉求，从气功热到各种健康疗法、从红豆杉保健到各种磁疗用具不一而足。用物质、金钱来彰显人的社会地位，是成功学这股热潮所引领并自我标榜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梁理文在一篇文章中把成功学的全面发展归结为保险推销和直销这两个新鲜事物的出现，“这两种销售方式都需要大量招收和培训推销员。培训专家大都受过成功学的训练，他们也喜欢向学员推荐成功学类的励志书籍。那些接受过培训的人，不管是否留下来做推销，都学到了一些过去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东西，主要是一些非智力因素在个人成功中的作用。”

　　毫无疑问，保险和直销从业人员都是以个体能力、沟通能力作为第一武器的人员，他们自然成为成功学的试水者。随着整个社会从集体体制向个体自由的趋势转变，成功学也因此在其中茁壮生长起来。

　　个人病就是时代病，个人梦想汇流在一起就是时代狂热。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成功学。曾经一度，下海是成功的，考公务员是成功的，出国是成功的，读大学是成功的，海归是成功的，在如今买楼也是成功的，炒股更是成功的……在狂热面前，只有一个成功出口，其他都是失败。

　　当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

　　一门“成功学”课程亲历记

　　这是一门昂贵的课程。 “探索”、“突破”、“领导锻炼”三种级别的课程，学费分别为3900元、7700元、3900元，时长分别为三晚两天、五天、三个月(每月一个周末，共六天)。

　　这也是一门充满仪式感、“成年人的体验式”、有争议的“生命”课程。

　　从“励进”到“睿力”

　　课程手册里写道：“睿力课程所有培训以活动体验式为主导。源自欧美，课程系统以探索、突破及领导锻炼三个主课程为核心，配合其他工作坊，以达到开发潜能、自我提升、改善生活素质等效益。”

　　主办方广州市睿力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在广州市林乐路的一栋写字楼内办公，距广州天河区的CBD符号中信大厦只有10分钟行程。看上去是个很普通的写字间，在角落里的沙发上，四五位女职员拿着花名册正在开会，主持会议的张莉萍拿出一本蓝色册子和一个黄色信封，分别是探索课程手册和“睿力个人才华提升之探索课程报名协议书”。她介绍，“睿力的特色就是体验，这个课程最早开始于美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都很流行，后来传到香港，再到内地”。她说，睿力在广州、成都、上海都有分部。

　　“睿力”的前身是“励进”。LP(领导锻炼)57期的学员郑刚告诉记者，“它注册差不多十年了，现在在成都、上海还叫励进，在广州不能叫励进，据说是涉及到一些工商税务等原因。人员没变，公司也没变，我现在还叫它励进。”郑的身份是广州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副总经理。

　　工作人员徐文英解释：更名发生在2007年1月，原因是“违反了教育局的‘课室和办公室不能在一起’的教学规定”，所以从天阳路搬迁至林乐路。

　　张莉萍介绍，授课导师“以前是老外，后来是位香港的华人，现在已经有国内完成课程的一些学员成为导师，教起课来不会有障碍。”郑刚说，“每个课程不止一个导师，有时有两三个。我上探索班的第一节课是刘志伟(音)，据说，他是佐丹奴以前的老板，后来在美国投资不太顺利，人生起起落落，后来，他成为励进学员，再做小组长，又做了导师，讲课很实在。”

　　工作人员和学员都拒绝透露课程的详细内容，理由是课程有保密协议，而且提前知道内容会影响新学员的心理体验。“学过的人就知道不贵，关键是要看对自己人生的意义。”张莉萍说，她以前做事拖拉的毛病就在几年前的学习中得到改变，“你如果真的觉得不好，还可以退钱”，她指着协议书上的第7条：“若参加者完成五天课程后得不到任何效益，可申办退款手续。手续需于课程的导师授课部份完成后48小时内呈交书面申请要求退款。本公司将会先安排面谈，退款则会在接获退款申请和面谈后一至两个星期内，将已付学费扣除退款手续费用人民币1000元整后之余额退还。”

　　泪流满面的结业典礼

　　7月29日晚6点30分，天河北一家宾馆16楼的多功能会议厅，LP61期结束“突破课程”进入“领导锻炼”的结业典礼正在进行。会场约100平方，聚集了100余人，大部分席地而坐。LP61结业班的29名学员和5名小组长盘腿坐在主席台，其他的60余位老LP学员、“感召人”和家属则坐在会场中央，最后一排坐着的是10余位西装革履的导师和工作人员。

　　穿深紫色长裙的肖导师出来宣布：29位学员进行总结、感恩。话音刚落，便有四五名学员同时起身争抢话筒。29个学员的总结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大家好，我是XXX，我是一个真诚、自信、冒险、负责任的男人(女人)！”台下立即齐声呼应：“Yes！”

　　“以前我是一个没有志气，总是逃避，没有勇气的人，通过五天的学习，我突破了自己，现在感到很轻松、很快乐。”台下是整齐划一、雷鸣般的掌声。远处的导师朝演讲者竖起两个大拇指。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感召人XXX，感谢从‘探索班’到‘突破班’的各位导师，也要感谢小组长们，还有我身后的28位死党!”许多人声音嘶哑。“感召人”起身，双手交叉放于胸前，朝四周作90度鞠躬表示回礼。

　　感谢中充满了温情，丈夫感谢妻子，妹妹感谢姐姐，母亲感谢儿子，儿子感谢父亲。一个中年女子说：“我已经放下了多年放不下的一些痛苦的事情，现在我活了。”一个酒吧歌手经纪人说：“妈妈，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儿子”，他的母亲正举着DV，脸上堆满笑容。一个年轻女子说：“我老公以前老说我顶多是个小学生，现在我觉得我是个大学生！”一个称自己以前胆小的男子，当众拥抱并亲吻了自己的妻子，流下了热泪。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跑上台，给父亲送上一束鲜花。

　　感恩结束，肖导师的声音再次响起：“请给我们29位学员掌声，嘉许他们的胸襟和开放度。挚爱的亲朋们，他们真的非常棒。”5名坐在一旁“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小组长接着上台总结和感恩，一位女组长说：“看到他们一天一天变化，真的好像比拿到黄金还要开心！”

　　肖导师重新站回会场中央，身后跟着一位提篮子的女工作人员，“我们有几份礼物送给小组长，礼物本身没有多大价值，但它是会发光发热的东西，代表的是一个世界，因为有你，这个世界发光、发亮。”声音里有了哭腔。肖导师每发完一份礼物，都会双手交叉放于胸前，90度鞠躬，然后再进行拥抱，轻轻耳语几句，接下来的29位学员也排队重复进行。在人群中，身材墩厚的组长郑刚在一次次拥抱中泪流满面。

　　这场持续一个多小时的结业典礼，以老LP的抱团激励和小组长们的及时小结划上句号。在一楼的大厅，那个酒吧歌手经纪人热情不减，“我告诉你，对个人自信，绝对有百分百的提升。”

　　“你会错过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课程手册里写道：“我的朋友不断向我推荐，甚至说服我参加课程，是否有金钱回报？是否涉及传销？——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课程中得到效益及探索到所有的力量！他们急于与你分享，他们真正的好处是，当您完成课程后，他与您共同拥有新的力量。
”

　　结业典礼上，郑刚成为了记者的“感召人”。7月30日，郑刚为“感召”记者参加课程，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他穿着一件橙色LP队服，左胸绣着大大的“爱”字、右衣袖绣着“4”、后背印着“LP57”。

　　郑刚说小组长纯粹是做“奉献”，他还“感召”了妹妹参加课程，完全没有利益关系。“我有自己的公司，赚自己的钱，没必要给别人做业务员。”他边解释边拿出一份报名材料放到桌上，“别再犹豫了，对你来说确实是冒一个小风险，但为了你未来的生活，这点投资是微不足道的。”

　　8月1日，是“嘉宾分享会”，同样在宾馆16楼的多功能会议厅，同样是晚上6点半。

　　“分享会”被定义为老LP学员的“自发行动”，被“感召”来的嘉宾将有机会体验到探索班的部分内容。多功能会议厅里整齐摆下了80张椅子，被“感召”到场的嘉宾约有50余人，其余则是LP61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场者的身份被区分为“导师”、“老LP”“小组长”、“感召人”、“死党”和“嘉宾”。他们来自广州、深圳、东莞、香港、温州、长沙各地，有服装店老板、音响店老板、私企副总、企业高管，还有大学教师和医院护士长，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

　　分享开始前，郑刚带记者去见工作人员徐文英，以解决就读前的一些疑惑。问：“我看有报道说你们的课程有穿丁字裤跳艳舞，模仿性姿势的内容？”答：“我不能说媒体说的属不属实，但我可以告诉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要怎样使我们的心也能看到。关键是你有没有需要，想要超越自己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探索课程”体验正式开始，LP61班的两位男学员担任主持。第一项体验：跟人打招呼时，将自己比喻成一种动物，体验时间两分钟。会场里开始热闹起来。

　　A：你好，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B：你好，我是一头勤劳的黄牛。

　　A：你好，我是怪兽。

　　B：你好，我是一条狼。

　　A：你好，我是老虎。

　　B：你好，我是一头大肥猪。

　　主持人将体验人的心态分为“主动式”、“被动式”、“古板式”(从头至尾称自己是一种动物)、“强权式”(从头到尾所称的动物要大过对方)——“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对待人生、对待生活的一种心态。”主持人说。

　　第二项体验：叫一名女子将手放在一名男子的手心处，目的是让两者“用身体感觉一样东西，体验紧张和不知所措”。

　　第三项体验：“开放式的坐姿”。两人相向端坐，手放在膝盖处，两人膝盖间隔两个拳头的距离，用眼神默默注视对方一分钟。100余人端着凳子找搭档，会场里再次闹腾起来。一位男嘉宾在体验结束后说：“这样看人是特别不礼貌的事，我老师这样教我，我父母也这样教我，今天，我对面坐着一个靓女，我确实不敢看她，我倒是想看看满场的其他人都什么眼神，大家都这么看着，我感觉特别可乐。”一个女嘉宾则觉得“好像是回到了童年”。

　　接下，老LP学员开始宣讲。

　　一名LP57女学员，自称是拿到了“最高学历”的大学教师，之后又回来任LP59小组长，“三个晚上两个白天，让我彻底对自己有了360度的认识。我今天诚心诚意请大家敞开你的心扉，相信今天带你来的朋友或亲人，为你自己负责，为你的生命负责，放下你的看法，接受一些跟你未来有非常非常重要关系的一些事，可以吗？”另一名自称50岁、来自香港的男学员说，“1998年，我在香港上这个课，那时我欠银行20多万，上了课后一年时间，我把欠债都还光，然后重建生意，现在，我有15家店。”

　　主持人趁热打铁，介绍了将于8月15日开班的探索课程，包括上课时间、费用等等，并建议每四到六人组成一个小组，与老LP们进行交流，而工作人员则在后排准备好报名材料，随时准备接受报名。“一般报满120人就截止，招得差不多就开班，最短一个月一班。”郑刚说他上探索班时是72人，到突破班剩下42人，到领导锻炼班剩下39人。

　　与记者在同一小组的一位LP61女组长，说自己是东莞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才到广州，“我三年前读的，如果真是人家洗脑，也不会洗三年吧。三年了，我赚到一群很好的死党，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第一个跑出来支持我。想想，我毕业十多天举行了婚礼，40多个死党都来喝我的喜酒，陪我出嫁，多幸福的事！”

　　时间已近10点，记者起身向郑刚告辞。他坚持把记者送到一楼大厅，“我感觉你在逃离，一刻都不想呆。你是个谨慎过头的人，你不报名，你不去，就会错过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可不可以不成功，不成功，便成人

　　和所有成功学讲师一样，电影《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信奉的是这样的信条：“人只有两种，成功者和失败者。
”这也是这个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所有的企业，不管是本土企业还是国际化企业，都削尖了脑袋要挤进世界500强；所有的父母，不管是还没离婚还是已经离婚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No.1；所有的励志图书，不管是原版还是引进版，都在教你怎样一步一步爬上成功的顶峰；所有的选秀活动，不管是电视上还是网络上的，都在宣扬一夜成名、从此名利双收的神话……你成功了，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失败？对不起，你不但是个Loser，还是个连自己也无法原谅的罪人，罪名就是：你居然还没有成功！

　　但是，人生真的非如此不可吗？是谁断定了不成功的人生就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是谁告诉我们“求上进”才是人生正道？成功人生除了成功或者失败，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吗？

　　如果所有人都被置于“成功/失败”二元对立的语境下，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当那么多人被“榜样”和“导师”教导着踏上漫漫“成功”的时候，还有谁会真正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来生活、依循自己独立的标准来选择？

　　成功学，还是“伪成功学”

　　事实上，在“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美国，人们已经开始在反思。《纽约时报》前著名记者亚历山德拉·罗宾斯出版了《过度追求成就者：身不由己学子的秘密生活》一书提醒人们，现在全世界的学生处在比以前更为强大的成功压力之下。她以中学母校的优秀学生为个案，他们承认自己已经努力到了极限，感到孤独、无奈、惶恐、无法形容的痛苦和心力交瘁；有的学生为了弥补精力上的不足，甚至用毒品来提神，而这也得到了父母的默许。罗宾斯说：“如果孩子们过度追求成功，那么，无论他们获得多大成就都感到远远不够。”

　　人们对成功的普遍焦虑，成就了成功学这门产业，同时也由于过于渴望、过于焦虑，使得人们对成功学的缺陷视而不见。首先，在目前流行的成功学话语中，只存在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对成功者捧得越高，对失败者的唾弃则越狠：都30岁了，男的还没房没车、女的还没钓到一个金龟婿，你彻底完了！——在这样的语境下，还没有成功的人只会日益感到压抑；其次，“成功”的概念被置换为“发大财”、“出人头地”，“成功人士”被塑造为住洋楼、养番狗、开名车、穿名牌，并且基本排斥除此之外的其他价值观，淡泊名利、闲云野鹤、满足现状、小情小调，通通都属浪费生命。——难道过有趣味的生活不算成功？其三，成功学鼓吹成功有捷径，可以复制、可以速成，“成功”仿佛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人人唾手可得。——有几个人是通过学习这些所谓“成功法则”成功的？贩卖“成功法则”的人倒真的赚大钱了。其四，成功学宣扬只要目标、计划明确，就一定能达到目的，“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如果我不能，我就一定要，如果我一定要，我就一定能”。——这不是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还真有人相信每天背诵“成功语录”能发达的，不过此人后来得了强迫症。

　　不靠谱的成功学导师

　　《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身为成功学讲师，到处演讲推广“成功九步法”，自己却从未体验过成功的滋味。

　　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撰文提及，为了搞清成功学的奥秘，曾专门去听一个名气没有陈安之响、但也属重量级的台湾成功学大师的授课。他说这位成功学大师讲的，无非是“去掉我执”、“返璞归真”之类的禅言或道论，而且错漏百出。他的观感是：“明明授课者在‘我执’，却要听者去掉‘我执’；明明授课者是在进行‘现代化’运营，却让听者去铜臭，归璞真；明明授课者自己并未真正成功，却要喋喋不休地大讲成功之道……好一副霸道相。听后令我绝倒：原来不过如此如此。这哪里是成功学，分明是一种舌辩术，完全是效法苏秦、张仪故技，凭借成稔于胸的骗人说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有人评论陈安之的演讲煽动能力确实很强，“但就是因为太强了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他的演讲、培训费动辄成千上万，只要有人来听他演讲，他就算成功，因为赚到钱了，而且还不少。至于听众成不成功，他不必打包票，因为成功了是可以解释为他激励有效，不成功则是你自己不够认真、努力。这就是成功学大师的赚钱之道。他们也许称得上“成功”，但这个“成功”是建立在更多渴望“成功”的人身上的。

　　什么样的成功才叫成功

　　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有“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语境存在，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本来就不应该用这种武断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进行价值判断，有人愿意成功向上、出人头地，这无可厚非；但也要允许一些人发发呆、做做梦，过点没有多少追求的小日子。每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都各自不同，不是非得每个人都得走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两条路，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N条路通向各人所理解的成功。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判断会有所不同。有调查显示，9成香港专业女性认为成功的定义是拥有快乐家庭，其余依次为能够发展个人兴趣、经济独立和健康；多数受访者并未将子女成绩优异、到了某特定年龄要在工作上达至某个薪酬或级别，看作主要的成功指标。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同时自己也得到快乐；如果机遇和运气都不错，有钱也不坏，但这并非体现成功的唯一方式——这个网友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生没工作，情事不断还是个同性恋，花20年写了一本没几个人看的小说。但晚年回首人生，他发现那些难熬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些日子造就了他。而快活的日子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收获。”这是《阳光小美女》结尾的一段台词，说的是普鲁斯特。什么叫成功，什么又叫失败，其实并不绝对。

　　来源：新周刊 作者：谭山山

一、社会生活类的禁用词

1. 对有身体伤疾的人士不使用“残废人”“独眼龙”“瞎子”“聋子”“傻子”“呆子”“弱智”等蔑称，而应使用“残疾人”“盲人”“聋人”“智力障碍者”等词语。
2. 报道各种事实特别是产品、商品时不使用“最佳”“最好”“最著名”等具有强烈评价色彩的词语。
3. 医药报道中不得含有“疗效最佳”“根治”“安全预防”“安全无副作用”等词语，药品报道中不得含有“药到病除”“无效退款”“保险公司保险”“最新技术”“最高技术”“最先进制法”“药之王”“国家级新药”等词语。
4. 对文艺界人士，不使用“影帝”“影后”“巨星”“天王”等词语，一般可使用“文艺界人士”或“著名演员”“著名艺术家”等。
5. 对各级领导同志的各种活动报道，不使用“亲自”等形容词。
6. 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通稿中不应使用“哇噻”“妈的”等俚语、脏话、黑话等。如果在引语中不能不使用这类词语，均应用括号加注，表明其内涵。近年来网络用语中对脏语进行缩略后新造的“SB”“TMD”“NB”等，也不得在报道中使用。

二、法律类的禁用词

1. 在新闻稿件中涉及如下对象时不宜公开报道其真实姓名：(1)犯罪嫌疑人家属；(2)涉及案件的未成年人；(3)涉及案件的妇女和儿童；(4)采用人工受精等辅助生育手段的孕、产妇；(5)严重传染病患者；(6)精神病患者；(7)被暴力胁迫的妇女；(8)艾滋病患者；(9)有吸毒史或被强制戒毒的人员。涉及这些人时，稿件可使用其真实姓氏加“某”字的指代，如“张某”“李某”，不宜使用化名。
2. 对刑事案件当事人，在法院宣判有罪之前，不使用“罪犯”，而应使用“犯罪嫌疑人”。
3. 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原告和被告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原告可以起诉，被告也可以反诉。不要使用原告“将某某推上被告席”这样带有主观色彩的句子。
4. 不得使用“决定给某政府干部行政上撤职、开除等处分”，可使用“建议给予某某撤职、开除等处分”。
5. 不要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称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不要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称作“省人大副主任”。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不要称作“人大常委”。
6. “村民委员会主任”简称“村主任”，不得称“村长”。村干部不要称作“村官”。
7. 在案件报道中指称“小偷”“强　J犯”等时，不要使用其社会身份作前缀。如：一个曾经是工人的小偷，不要写成“工人小偷”；一名教授作了案，不要写成“教授罪犯”。
8. 国务院机构中的审计署的正副行政首长称“审计长”“副审计长”，不要称作“署长”“副署长”。
9. 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不要写成“检察院院长”。

三、民族宗教类的禁用词

1. 对各民族，不得使用旧社会流传的带有污辱性的称呼。不能使用“回回”“蛮子”等，而应使用“回族”等。也不能随意简称，如“蒙古族”不能简称为“蒙族”，“维吾尔族”不能简称为“维族”，“哈萨克族”不能简称为“哈萨”等。
2. 禁用口头语言或专业用语中含有民族名称的污辱性说法，不得使用“蒙古大夫”来指代“庸医”，不得使用“蒙古人”来指代“先天愚型”等。
3. 少数民族支系、部落不能称为民族，只能称为“XX人”。如“摩梭人”“撒尼人”“穿(川)青人”“僜人”，不能称为“摩梭族”“撒尼族”“穿(川)青族”“僜族”等。
4. 不要把古代民族名称与后世民族名称混淆，如不能将“高句丽”称为“高丽”，不能将“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泛称为“突厥族”或“突厥人”。
5. “穆斯林”是伊斯兰教信徒的通称，不能把宗教和民族混为一谈。不能说“回族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是回族”。报道中遇到“阿拉伯人”等提法，不要改称“穆斯林”。
6. 涉及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报道，不要提“猪肉”。
7. 穆斯林宰牛羊及家禽，只说“宰”，不能写作“杀”。

四、涉及我领土、主权和港台澳的禁用词

1. 香港、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任何文字、地图、图表中都要特别注意不要将其称作“国家”。尤其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名称连用时，应格外注意不要漏写“(国家)和地区”字样。
2. 对台湾当局“政权”系统和其他机构的名称，无法回避时应加引号，如台湾“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选委会”“行政院主计处”等。不得出现“中央”“国立”“中华台北”等字样，如不得不出现时应加引号，如台湾“中央银行”等。台湾“行政院长”“立法委员”等均应加引号表述。台湾“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等也应加引号。严禁用“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称呼台湾地区领导人，即使加注引号也不得使用。
3. 对台湾地区施行的所谓“法律”，应表述为“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涉及对台法律事务，一律不使用“文书验证”、“司法协助”、“引渡”等国际法上的用语。
4. 不得将海峡两岸和香港并称为“两岸三地”。
5. 不得说“港澳台游客来华旅游”，而应称“港澳台游客来大陆(或：内地)旅游”。
6. “台湾”与“祖国大陆(或‘大陆’)”为对应概念，“香港、澳门”与“内地”为对应概念，不得弄混。
7. 不得将台湾、香港、澳门与中国并列提及，如“中港”“中台”“中澳”等。可以使用“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湾”或“京港”“沪港”“闽台”等。
8. “台湾独立”或“台独”必须加引号使用
9. 台湾的一些社会团体如“中华道教文化团体联合会”“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等有“中国”“中华”字样者，应加引号表述。
10. 不得将台湾称为“福摩萨”。如报道中需要转述时，一定要加引号。
11. 南沙群岛不得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
12. 钓鱼岛不得称为“尖阁群岛”。
13. 严禁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

五、国际关系类禁用词

1. 不得使用“北朝鲜(英文North Korea)”来称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可直接使用简称“朝鲜”。英文应使用“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或使用缩写“DPRK”。
2. 有的国际组织的成员中，既包括一些既有国家，也包括一些地区。在涉及此类国际组织时，不得使用“成员国”，而应使用“成员”或“成员方”，如不能使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而应使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方”(英文用members)。
3. 不使用“穆斯林国家”或“穆斯林世界”，而要用“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世界”。
4. 在达尔富尔报道中不使用“阿拉伯民兵”，而应使用“武装民兵”或“部族武装”。
5. 在报道社会犯罪和武装冲突时，一般不要刻意突出犯罪嫌疑人和冲突参与者的肤色、种族和性别特征。比如，在报道中应回避“黑人歹徒”的提法，可直接使用“歹徒”。
6. 公开报道不要使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说法。可用“宗教激进主义(激进派、激进组织)”替代。如回避不了而必须使用时，可使用“伊斯兰激进组织(分子)”，但不要用“激进伊斯兰组织(分子)”。
7. 不要使用“十字军”等说法。
8. 人质报道中不使用“斩首”，可用中性词语为“人质被砍头杀害”。
9. 对国际战争中双方的战斗人员死亡的报道，不要使用“击毙”等词语，可使用“打死”等词语。
10. 不要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称“黑非洲”，而应称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一件去年年中发生的事，让在美国居留的中国人很没面子。6月9日，美国联邦执法机构和密歇根州警方联手突袭全州17家中餐馆和21处中国人居所，拘禁数十名中国公民，起缴了40万美元现金。警方搜查的理由是这些中餐馆业主偷税，因为他们只上报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并且将所得的钱大量带出美国境外。据美国联邦执法机构透露，这些餐馆的业主可能涉嫌偷税数百万到上千万现在似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国内偷、逃、骗税成风，而中国人也一再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它的真实性。一位读者致信英国《金融时报》说，“我在西方生活了很多年，最近来到中国，在一家公司搞融资。看到很多企业家中饱私囊，真的是为中国的经济担忧。很多公司都有两本账，一个税前利润5000多万的公司，上税只有100多万人民币。”难道我们真的要让自己的不良行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吗？

　　美元，并且还涉嫌非法使用劳工和洗钱等罪。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我国偷逃税的“重灾区”是房地产业。最近3年公布的中国富豪百强中，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几乎达到半数，然而，一些令人羡慕的“财富巨人”，却是“纳税侏儒”。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4年度中国纳税五百强排行榜”中，前300名内居然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入围。在北京，相当一部分房地产企业几乎没有交过企业所得税，或者所交的数额极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近年来查处的额超过1000万元的涉税案件，基本上都是房地产企业，而这1000万元还只是营业税，不含企业所得税。广州稽查部门去年发现有160多房地产企业家存在税收违法问题，查补入库的税款占全年专项检查查补入库金额的七成多。在厦门，被税务部门调查的房地产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偷逃税问题。在南京，被查的88户房地产企业有87户存在偷税问题……。

　　其实，房地产业暴露出的问题还只是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偷逃税现象的“冰山一角”，汽车、机电、煤炭、建筑、石油、石化、航空、烟草、酿酒、皮革、铁路、电力、电信、餐饮、娱乐、星级饭店、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电子商务、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外资企业、高等院校、“希望工程”、“再就业工程”，足球俱乐部，以及律师、会计师等事务所，甚至美容美发、废旧物资回收行业，都相继发生了涉税案件，有的甚至是大案、要案。从偷税的规模来看，当年的金华税案涉案金额9亿多元即被称为“中国第一大税案”，但这以后查获的广东潮阳、普宁涉案金额42亿元；深圳“1.22”特大走私案，原深圳市惠威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杨改清偷逃税24亿元、行贿千余万元，都数倍于金华大案。个人所得税的偷逃税现象同样严重。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广州700余位居民进行的一次访问调查显示，51.6%的受访居民承认只缴纳部分个人所得税或完全未缴纳个人所得税。这部分人中，36.9%抱怨缴税过程繁琐，没有时间办理；26.9%声言即便好好缴税也未必能享受到相应权利；21.2%直言税费有点高，不想承担；13.8%表示不知道税是怎么回事。

　　偷、逃、骗税，就像肆虐的瘟疫，遍布我国的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被“卷”了进去，简直就是上演了一场“全民大逃税”的闹剧，甚至到了“法不责众”的程度。

　　为什么逃税？

　　多年来，人们对我国偷逃税原因的解释一直徘徊在“公民纳税意识差”、“制度不规范”、“司法保障不健全”、“执法手段落后”等问题上，提出的无非是“严格执法”、“加强征管”、“强化纳税意识”等一些一成不变的解决办法。特别是那个“气势汹汹”的“四铁”精神：“铁石心肠、铁面无私、铁的手腕、铁的纪律”，仍然是各级政府和税收机构所秉持的治税原则。如邵东县委书记在8月11日召开的“全县财税督战暨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就说：“要强化征管，用铁的手腕征税”。可见，多年来下政治任务式的征管手段至今仍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可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有意触犯国家税法的人应该是极少数，如果这个社会的相当大一个比例的人都在设法逃避税收，那上述理由就显然缺乏充分说服力。结论应该是明显的――我们的制度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税负过重。近十几年来，我国税收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而且增长幅度越来越大，目前已经到了“颠峰”阶段。2004年的税收规模是1993年的5.9倍，大口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40%以上，说明我国的税费总负担的确是相当重的。这里所说的“大口径”，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制度外收入、债务收入、企业亏损补贴等，合为税费总收入，亦称“政府收入”，其占GDP的比重，即为“大口径宏观税负”。而且我国主体税种的税率都是偏高的：“生产型”增值税17%的基本税率如果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税率高达23%，高于西方国家的水平；企业所得税33%的法定税率，高于经济合作组织30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与美国四级超额累进税率的最高边际税率持平；而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也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难怪《福布斯》杂志发布“全球2005税收负担指数”，称在其统计的52个国家中，中国的税收负担排名第二。我国纳税人是在社会福利相对较低的条件下承担着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在重负的重重挤压下，如果再老老实实交税，许多企业就难以生存，许多公民的个人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这就难怪纳税人会普遍产生强烈的逃税欲望。

　　其次是征管的随意性强。多年来，政府为提升“两个比重”下了很大功夫，可它的征管水平却总也不见明显提高，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人治”现象依然严重。表现在，政府及税务机关的治税权力界线不明确，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擅自变通税法、越权减免税、越权处罚或违规批准缓税的现象时有发生。税务人员的整体业务素质仍低下，随意简化税收执法手续和相关程序，擅自改变法定的税基、税率或处罚标准、越权、滥用权力与随意处置的现象在各地还不同程度的存在，收“人情税”、“关系税”的现象也屡禁不绝。有的税务人员执法犯法，“吃、拿、卡、要、报”，有的则纵容保护涉税犯罪分子，甚至直接参与涉税犯罪。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税务人员的违法税收行为往往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制约或制止。前述房地产企业偷逃税问题，如果只看到企业纳税意识差这一层是不够的，如果深入分析的话，你还会看到，上这些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就很高，并且承担了许多与房地产配套设施的各种费用，如交通、绿化、管道等，而这些支付本来应该是由政府来承担的。在这种不合理的和随意性极强的税收环境下，要求人们有多么高尚的纳税人意识怎么可能？大面积逃税现象的发生怎能避免？

　　三是公共服务不到位。伴随着税收的高增长，财政支出的规模也跟着越来越大，这是很可怕的事情。2004年的支出规模，是1993年的6.5倍。如果不对税收增速和规模做一定的限制，将会引发政府支出的进一步膨胀，一个职能和和规模大的可怕的“无限政府”将出现在我们面前，由此，纳税人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越发不可收拾。而且给人的感觉是，纳税人就是交多少税，也填不满政府支出这个“无底洞”。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税负虽连年超常增加，人们却很少体会到它所带来的福祉，特别是广大中下层民众，生活忧患反而越来越多。中国的税制似乎从来都不考虑你的住房怎么解决，你失业了怎么办，你生病了怎么办，你的孩子如何受教育，你的老人怎样赡养，你的晚年怎样渡过，它对纳税人的明天似乎不感兴趣。茅于轼先生说，公民多花钱，却未必能“买”到一个好的政府。可问题是，既然我“买”不到一个“好”政府，我干吗还要“多花钱”？这就是当代中国税收的一个悖论，恐怕也是相当一部分纳税人的真实心态。

　　应当说，并非我们的企业家们天性就不愿意遵纪守法，实际上，大多数企业是愿意照章纳税的，“交了税大家安生”，谁都懂得这个道理。问题出在不合理的制度和拙劣的管理上，过重的税收负担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预期、经营效益以及发展前景，为谋生存而焦虑的企业不得已走上偷逃税这样一条有罪的路，而一旦“出事”，责任却全部由企业来承当。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们丧失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并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任何漠视纳税人权益的法律终究要被纳税人所漠视，这就是如今中国偷逃税之风肆虐的根源所在。如果不设法消除相关的制度因素，那么你的“征管水平”越高，纳税人偷逃税的动机就越强烈，偷税的不良社会风气也就不可能真正被遏制。

　　做纳税人，不做“老百姓”

　　1851年，就是道光皇帝“驾崩”的那一年，一个叫赫克（Huc）的外国人和几个朋友离京外出，在一家客栈饮茶时，遇到一伙中国人。几个外国人想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他们针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提出了各种猜测，意在引导在场的中国人说出他们的看法。但是，那几个中国人对此无动于衷，继续喷云吐雾，大口饮茶。中国人的冷漠激怒了外国人，并表示了不满。这时，一个中国老者起身走过来，把双手放在赫克先生的肩上，冷笑着说：“听我说，朋友，你为什么要让这些无聊徒劳的推测来劳心、费神呢？大臣们关心此事，他们拿的就是这份俸禄。让他们拿他们的俸禄去吧，可别让我们操这份心。我们一无所得，还要去关心政治，岂不成了天下最大的傻瓜？”

　　这位中国老者一语道出了中国社会的本质：百姓毫无权利可言，既然如此，人民也就自动选择了从心理上远离这个国家，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承担义务。所以在外国眼中，中国人对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总是显得“极度冷漠”，而税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就是猛虎野兽，唯恐避之不及。

　　税收，意味着纳税人财产权被政治权力合法的剥夺，而这种剥夺的权力，其正当性却不是国家或政府“天然”就拥有的，它必须经历一个公民“授权”的过程。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收。这里，税收既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而税收负担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于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就很像是市场上的交易者，体现的是一种利益交换、平等互惠的关系。

　　既然双方是一种平等的法律关系，如何征税也就不能只由政府自家说了算，而是必须事先取得另一方――纳税人的同意、许可。纳税人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按照立法程序制定各项税收法律，除此之外的一切征收行为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人民有权拒绝。所谓“无代表则无税”，实质就是税收立法的“议会保留”，即税收立法权只属于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等公意机关。

　　为了达到纳税人决定和控制财政的目的，国家就必须建立一套运转良好的选举制度，以保障纳税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此，国家征税的权力才是正当的、合法的；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是什么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任何不可为纳税人所同意、所确定、所制约、所监督，甚至所计算的公民义务，在法治国家都是无法容忍的。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官员们所能理解的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还是“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纳税人心目中的税收，跟传统社会的“皇粮国税”也没什么根本区别。改革开放快30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竟一点长进也没有。在一个不尊重纳税人权利甚至不知道纳税人权利为何物的社会，怎么可能造就出自觉守法的纳税人来？

　　最近某新闻机构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税务机关对你进行行政处罚，且处罚过重，你该怎么办？结果有89.26%的纳税人选择找人说情，8.42%的纳税人选择接受税务机关的处罚，只有2.32%的纳税人选择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另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人士披露，近年查出的与税收法律不符的涉税案件和不当的税务处罚决定数以万计，但每年法院审理的税务行政案件占当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的比例却不到2%。在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这个比例一直是很高的，我国台湾地区高达60%以上。当自己的权益受到非法税的侵害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门路找关系，却想不起应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还没有诞生真正的“纳税人”。

　　如今，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的精神、纳税人的原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植根于我们的社会中和每一个公民的心灵中，并且将再也不会因为我们转过脸去而消失，唯一的选择是正视它，对它做出正确的解释。我们应该在自己的脑子里深深地刻印下这样的观念，并且要把这种税收观念或者说文化告诉每一位中国人：

　　纳税，不单单是一种向国家尽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对公民作为这个国家主人的身份的确认；与义务相对的甚至不只是权利，还融合着纳税人的责任、使命、尊严和荣誉。因此，我们，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都不应该忘记一件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那个表面上看来威严、强大的国家，那些政府机关大楼坐着的每一个或严肃或冷淡或高高在上的官员，从根本上说，是你用你的辛勤劳作和血汗换取的财富支撑着的、养活着的，而不是相反。

　　一是不久前胡乱翻电视，看到那个拿腔作调的朱军在做艺术人生的访谈，嘉宾是个中年女人。不认识，但可以断定她不是中国人--因为她，怎么形容呢，散发出的“气息”非常的优雅。果然是外国人，荒木由美子，就是那个20年前红遍中国的《排球女将》的小鹿纯子。20年前我才10岁出头，只看铁臂阿童木，当然不认识她。朱军对面的荒木由美子保养良好，最主要的是眼神清澈笃定，完全没有40岁中国女人的疲惫和迷茫。不由得心向往之。当下想，怎么人家就能如此优雅呢，以至于成了中国女人和外国女人的区别标识？

　　二是上网，点击时尚，这是女人的天性，看到那本叫《虹》的女性杂志和搜狐在搞“20位最令人羡慕的中国女人”评选。上面都是公众人物，什么刘嘉玲、张曼玉、章子怡、杨紫琼、莫文蔚、杨谰、张小娴，总之很抓人眼球：对于男人，是视觉的豪华盛宴；对于女人，潜移默化中起到了榜样引导的作用。这是一类集合了美丽、自信、成功的女性，她们无疑个个都是心智成熟男人的杀手，是中国女性的旗手，这样的女人引领我们前进。如果区别于大多中国女性的乏味庸俗，她们也可以并入优雅一类，尽管其中有些人比如章子怡散发着充满争议的攻击性。可惜，中国这样的优雅女性太少了。

　　那么，大多数中国女人如你我，为什么就不优雅呢？

　　先需要解决一个概念问题，什么是优雅？优雅这东西只能感觉，难以用语言清晰地表达，是只能用排除法和关联法定义的概念。首先，漂亮不等于优雅。这个观念如今基本上人人都能接受。漂亮和优雅的区别，用我们周围的事物来比拟的话，就好比花朵的颜色与香味的关系一样：一朵花可能姹紫嫣红，却不一定暗香浮动，疏影横斜。

　　优雅也不是物质堆砌出来的，不是抹上雅顿、兰蔻、SK-II的香香，穿上什么桑蚕纱什么透到刚刚好的皮囊就可以的。那叫时尚，是外在的，是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的性感，而优雅却是由内而外，自然流露，是闪光的钻石，是静静绽放的百合。

　　一个女孩子在20岁是漂亮，她们其中的一部分在合适的土壤中经过一以贯之的修炼，在30岁以后，就会有优雅的光泽，就可以永葆青春，魅力指数如滔滔江水。归纳荒木由美子和“20位最令人羡慕的中国女人”，她们的共性如下：

　　1、自信。我在2004年看了好莱坞2000年的《白宫奇缘》，这是为克林顿大选造势的电影，我一下子被女主角安妮特.贝宁抓住了。电影中的这个女人太迷人了，她面对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总统先生，浑身发散着自信，让总统先生找到自我，难弃难离。最初看着她也就是个一般般的半老徐娘，半个多小时后绝对光芒四射。自信使然。看完后连我这个同性都要爱上她了。

　　2、有赤子之心。就是对世界对生活对自我保持善良真诚美好的终极价值观，不虚伪不做作不冷眼。就好比荒木由美子眼神中的清澈，40岁了，没有世俗中的勾心斗角生活带来的一丝尘染，看不到沧桑人生的痕迹，仍然如孩童一般相信美好光灿的东西。不过这一次却是历经坎坷之后的返璞归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这种女人有叶芝的诗可为旁证，“多少人爱你年轻欢畅的时候/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3、有智慧。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己有本事才能爱猫扑.爱生活，才能创造可以支配的美好人生。反之的女性往往被称做绣花枕头，大多的下场是一次性自我批发给婚姻或者零售做大款的小蜜。真是女人的堕落。

　　那么，解决完第一个问题后，该进入我们为什么不优雅的问题了。

　　1、最主要的，与中国男人有关。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男人的基本水准不行。社会的格局是男人确定的，中国的大多数女人不优雅，是我们的GG们有问题。什么样的土壤开出什么样的花朵，什么样的文明，就会有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中国男人不开阔、不博大、不深沉、不灵敏，并且厚黑，也就批量生产出狭隘、迟钝、庸俗、世故、依赖的中国女人来。宝玉说的好，女儿是水做的，但一嫁了人就不好了，沾了男人的污浊世俗，成了鱼眼珠子。我看，就是指专指嫁给中国男人的。

　　比如说，中国男人对女人的欣赏许多仅仅限于漂亮。在一个20岁小弟那里是没问题的，都会对漂亮姑娘吹个口哨什么的，但如果一个30岁的男人，对于女人的欣赏水平还是停留在漂亮上，就是件很要命的事，基本上无药可救了。再比如，大多中国男人对女人的另一种欣赏是温良贤惠，其实也主要是贤惠，限于家庭生活中。但后来，这贤惠成了男人的家庭免费保姆，再到后来，又成了男人的糟糠，最后，贤惠又催生出破釜沉舟的变态。

　　2、与大行其道的女权主义有关。中国女权主义解放已经有被妖魔化的趋势，从一极走到了另一极，呈现出两种样子。一是从被压迫到翻身做“主人”，不过，主的可是家里的男人，主的只是男人的一部分。在家里，翻男人私房钱严格控制经济命脉的女人越来越多，勒令男人下厨房的女人越来越多，就跟朱德庸画的那个《双响炮》一样，镇日咆哮，无比剽悍。另一种倒是十分尊重了自己的性别经验和性别意识，却沦为男人审美的玩偶，踏进女权陷阱：现如今提到美女作家就不由得让人想入非非，一律与身体写作挂钩。卫慧、棉棉、木子美、甚至现在的春树概莫能外。这是女性渴望自由的呼喊吗？这是“女人有权按自己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不二法门吗？我很怀疑。两类女权给现在时中国一个女权一片繁荣的感觉，但某种程度上，女权主义将中国女人教坏了，是我们难以优雅的一个原因。中国女权主义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误读，最近学界已经开始做正名的工作，但其贻害已经多多。

　　6月23日《济南时报》消息：备受质疑的“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又有新说法。中国银行卡产业专家委员会成员钟伟昨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称，跨行查询每笔3毛钱是“收少了”，本来成本是1.2元。钟伟认为，对银行卡收费符合商业原则，有助于防范某些银行搭便车行为。

　　当我们还沉浸在三毛查询费的郁闷愤慨中的时候，又是权威而及时的“专家”让我们忽然有了占尽便宜的优越感：查询一下才收了成本的四分之一呢，这等好事在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概率大约不会高于彗星撞地球了，我忍不住要像明星领奖般喜极而泣：感谢专家感谢银联感谢发卡行、感谢所有关爱储户的教授和领导……还真应了埃德蒙•伯克的话：骑士时代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智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的时代。关于“成本是1.2元”说，我想请教专家几个问题：

　　首先，为什么只有“成本说”没有“收益论”，在规避“收益率”的前提下大谈“高成本”，这“高”到底是与什么为参照系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吸收储蓄也是有“高昂成本”的啊，是不是眼下的存款也得收费了呢？显然，商业服务项目的收费是要看成本，但经济学关于收费最简单最合理的逻辑应该是看“经济效益”下单，而不是单列成本性决策：如果1.2元的成本带来12元的收益，不要说收3毛，就是只收五分钱，也有悖经济伦理。

　　其次，为了惩罚商业银行内部有人“搭便车”的行为而连带储户去为此埋单，这个逻辑好比猎人没打到老虎却要兔子赔偿他的子弹损失费一样荒唐。以现代技术和制度设计的手段完全可以解决所谓“搭便车”的行为，却要无辜的储户多支付3毛钱，这到底是哪门子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呢？

　　最后，这3毛钱不是收多收少的问题，而是该不该收的问题。在国外，很少有人去ATM查询余额，概是因为银行定期寄送对账单，而这项基础服务不幸到了中国就成了信用卡客户的专享VIP了，好比看电影却不提供凳子，结果搬了人家的凳子要消费者垫付租金——看结果是合理的，因为凳子是租的人家的，但这个逻辑经得起原因的拷问吗？

　　“专家”的表现越来越接近搞笑“表演”了，尽管有“专家”在场，但知识分子葆有的理性与操守却玩丢了，我们不幸看到的是：银行不是《合同法》“吓唬”大的，专家也不需要学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人家本来只是专家，查询费，收的就是你。但还有几个小问题拜托专家继续发挥忽悠精神一下：一是每次三毛收费，又不能当场提供发票，人家怀疑你偷税漏税怎么说？二是这一块二的查询费标准又是哪儿掉下来的？会不会是您记错了、本来的查询成本是一千二呢？万一少说了，这可会极大影响储户“幸福感”的啊。

　　出处：东北新闻网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http://news.nen.com.cn/72345670379372544/20060623/1945966.shtml)

　　信用文化的动机特点：商业利益

　　目前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两个体系来保障：一是社会保障体系，它向遭遇市场失意和退休的公民提供基本生活和医疗保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二是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它向适应市场的公民提供经济膨胀和享受提前消费的机会，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这两个体系相辅相成，同等重要。

　　随着经济发展、时间的推移、信用管理技术的提高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在以往被认为与欧美国家价值观念有很大不同的亚洲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亚洲人已经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年轻，并且受过更好的教育。所有这些因素非常有利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文化的生长，然后这种文化又刺激了金融服务之类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业务。亚洲银行已经告别了“银行的业务就是让人存款”的历史。而西方银行从事消费贷款的经验表明，消费贷款的安全性比企业贷款的安全性更高，美国花旗银行的消费贷款超过了该行贷款总量的一半以上。

　　在今天的亚洲，消费者获得信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容易。消费者已经被淹没在银行的各种推广活动中。在过去的4年中，亚洲人无节制地举债，他们借的钱比任何时候都要多。根据金融咨询服务公司LAfferty集团的数据，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消费者所欠的债务高达8023亿美元，而且还不包括抵押。仅仅在日本一个国家，多达1200万人，也就是说大约相当于1/8的日本成年人，发现自己身陷高利息消费贷款，总负债超过了2000亿美元。过去，亚洲的银行常常认为与消费者做生意难，而且风险很大，但是在事实上，信用卡和良好的个人贷款是让人为之发疯的业务，有很高的利润。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业务是非常赢利的。信用卡行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平均为30%，个人贷款具有极大的赢利性。

　　信用不仅是一种信誉和荣誉，更是一种甚至本身就可以作为资金来看待的金融资源和金融商品。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参与信用管理公司的经营，而是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政府垄断征信市场的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政府有时还会涉及相关利益，难免有偏见，无法承担中介服务的责任，而且效率低。事实上，从欧美和亚洲地区著名的信用管理公司来看，绝大多数公司一直都采取民营方式。法国国营色彩很浓的征信数据库也已经被英国的私人公司收购。信用管理公司采取民营方式是不容质疑的。因为民营公司是中性的，无偏见的，是市场经济中除客户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它们为客户提供信用报告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它们在市场上的生存问题。

　　信用文化的法律特点：尊重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以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

　　西方文化的传统是尊重人权，特别是个人隐私权。对于征信服务来说，最重要的又是要将涉及个人隐私和公司商业机密的数据和合理的征信数据相区分，既要保护个人隐私和公司商业机密不受侵犯，同时又要使征信从业人员的业务工作有法可依。

　　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信用报告代理机构和使用者使用与信用管理有关信息时的行为，既要保证信用报告的准确和公平，又要规定信用报告的代理机构采用合理的程序，满足商品经济发展对市场参与者信用信息的需求，保护信用报告对象的隐私权，防止他们受到不准确或误导性信息的影响。

　　《公平信用报告法》的另一个目的是防止信用报告代理机构和使用者以各种不符合条例规定的范围滥用信用报告。这就要求界定数据开放范围和确定征信数据的经营方式都需要以立法的形式进行规范。立法的核心是将与信用管理有关的数据向指定信用管理公司公开，并由后者经过授信以后以服务产品的形式提供给客户。

　　对于使用者来说，信用报告仅仅是具有提供报告对象信用情况和信用评级等内容，并且由《公平信用报告法》规定了特定用途的报告。信用报告代理机构如果将信用报告用于市场目标，就不符合《公平信用报告法》规定的合法商业目的（信用报告代理机构可以据此确定提供报告的目的和经营方式）。

　　对于信用报告的代理机构来说，收集信息和准备报告的目的及手段应该是以用于《公平信用报告法》规定的报告使用范围为准。事实上，如果报告的内容是为了该法规定的使用范围而编制和保管的，则也会限制报告的使用者对报告的滥用。这也就规定了信用报告代理机构收集和使用有关报告对象信用管理信息的范围。由于用于商务和专门目的的报告不属于征信和授信报告，因而信用报告代理机构也不能依据法律向有关部门索取超范围的信息数据。

　　《公平信用报告法》不应该限制被授权的使用者获得信用信息，有合法目的的使用者就可以获得信用报告。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公平和公正，报告对象可以定期（如每年一次）免费提取和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核实征信内容，了解授信等级。

　　公共数据可得性是发展社会化信用管理业的基本前提。《公平信用报告法》应该规定所有公共记录信息，从正常的商业途径可以得到的赊欠帐的信息都应该是属于全国性的，并且应该向全国的从业机构开放。

　　应该指出的是，公民享有隐私权，并不等于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公开其姓名、使用其肖像和与他的个人有关的信息。一些有关不法行为和不当行为的信息，特别是有关失信行为的信息，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社会披露的。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民的各种权利，又出现了知情权、选择权、公开化等新的要求。在西方国家，无论是立法、司法、行政机构及金融机构的银行和普通公民，都要把自己的有关信息，包括部分相对秘密的信息向某些机构公开，并做有限披露，以供他人出于合理目的的查询。美国、英国、法国等都有公平信用法，市场主体在取得授权以后能公平合理地取得和使用与交往对象相关的信用信息。

　　个人隐私权受到法律保护，但如果涉及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则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一个人的信息，特别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信息，如果出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被获取和传播，就不存在侵犯公民隐私权问题，从而不应视为侵犯隐私权。从西方信用文化的角度看，在有关尊重、保护和侵犯隐私权问题上，需要遵循下面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任何公民侵犯社会公共利益或经司法部门裁定及判决的不法行为均可有限传播，向社会提供知悉的方便，这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第二，维护人格尊严原则。新闻报刊和单位领导对某公民或下属一些不良行为及不法行为的揭露、批评、教育等不应被视为对其隐私权的侵犯，但应以不伤害他人人格尊严为条件。

　　第三，利益平衡原则。公民个人受利益驱使，主动提供或授权使用个人隐私信息是合理的。公民个人在获取某种利益或寻求某种帮助时，对方要求提供某些个人的信息，被有限合理使用，不应视为侵犯隐私权。例如：就业应聘，雇主要求应聘者提供一些合理的个人信息；在申请分期付款贷款时，也会被要求提供某种个人信息等。

　　信用文化的实践特点：奖励和惩罚并重

　　西方已经普遍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个人可以通过信用方式获得支付能力而进行消费、投资和经营。个人信用可以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数据、事实和行为来标明，良好的个人信用档案可以视作个人的第二身份证。在美国，这样的信用档案十分严密。有过不良民事记录的人，甚至刑事记录的，如诈骗、开空头支票、欠款不还、破产等，在申请贷款、上保险和求职时，都比清白人麻烦得多，要多付利息或保险费率。

　　在亚洲，商业信用观念远没有欧美国家强的原因是亚洲很多地区缺乏信用文化。亚洲的资本市场仍然是由商业银行占据主导地位，而银行的有关借贷并不是全部由信用驱动，其中部分是由关系驱动。这样的市场不利于培育信用文化。银行的关系贷款也是造成几年前东亚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刚才经过DONEWS看到的，有关QQ的：

1. 整人功能，这个上报了，据说已经“被迫认错”。这个功能的逻辑很奇怪，花2QQ币可以整别人的QQ秀，如果花3QQ币就能取消。那么花4QQ币呢？5QQ币呢？我已经完全不能理解这个逻辑，左右都是你赚钱，网友得到的只是别扭，这谁想出来的？！不过往回想一下，可能7、8岁时能想出这样的想法，QQ的专家们真年轻啊。拿商业当儿戏来玩，牛！
2. 关注我功能，这个应该还没上报，我也是刚听说，专门找了个看一下，挺牛的，可以观察你的好友的许多动作，包括他/她加了哪个好友都可以看到。这个功能也是要钱的，一条信息2毛。

　　第一我知道，当时看到在QQ网站上宣传，我差点没有反应过来，我是不是打错地址了？事实上我是点链接进去的，不会错的，对这个服务不仅没有好感，而且百般厌恶！

　　第二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没有看到官方的说法，不妄加评论，希望不要是真的，如果很不幸，请问腾讯的员工是否知道什么叫隐私？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每天什么时候起床，早上上班是不是认真工作了，中午吃饭时有没有看着对面的美女流口水，下午上班时不是犯困了，老板叫你去，你出了个骚点子，下班后有没有立即回家，是不是又去泡MM，或者去找小姐，晚上回去是不是又贵老婆给准备的CPU了，在床上表现是不是不尽老婆满意了都暴露给那些无聊的人呢？